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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启章《爱妻》(二之二):致文学(评论)之「爱的美敦书」

2020-08-06 | 浏览: 6233

【上回提到,《爱妻》「叶灵凤机器」如果视为历史档案库,在董启章的构想下,书库只被视为是「叶灵凤精神世界」的物质痕迹。然而,作者指出,一个档案库岂会只反映一个个体的心理世界?它怎不会同时反映了书本背后的物质文化、书籍出版传播史、甚至是其他档案整理者的心思等诸如此类?换言之,文学写作人又怎会只是创作者而不同时是(他的世界的)(被)诠释者?】

写作之母,或受造之物?龙钰文作为被阅读者

佘梓言和龙钰文相当明显地对照了现实中董启章和黄念欣的夫妻关係,但在《爱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恩爱设定下,佘和龙都不能读成是单纯影射董或黄任何一人。回看作为小说作者的「小锺晓阳」龙钰文:好以个人家庭感情为题材但比通俗的都会感性爱情小说身段略高一点,「拒绝任何主义或风潮的标籤」(93);受学院研究关顾、承袭「阴性书写」之风但又不太能接通甚至抗拒女性主义、阶级分析等常见的学术话语;在旅行、移民、地方志等主题细微处显露大都会「本土性」但也与本土社会历史的宏大议题若即若离。可以说这些都不是由「刘以鬯到也斯的本地男作家系统所启发的」(31)董氏系谱中走出来的,反而更类近锺晓阳、早期黄碧云的风格(《尺素》被形容为「是那幺尖锐的一个幻灭的故事」[100],用词遣字甚至分明来自黄碧云),可以想像写过《晚期风格》、论述风格走个人化而非理论化、处处流露女性关怀但规避性别研究的学者黄念欣,如果写小说的话相当可能会走类似的路线。

研究生雷庭音一开始走的也是学院化的研究套路,尝试以方程式穷尽龙钰文的创作思路,并且马上被指导老师佘梓言指出其不是:创作并不是那幺公式化的一件事。(这里我们也看见董的「后设」评论路向:他的目标已经比「文化研究」更大。)到她摆脱了理论狂江岸声的影响,由文本出发,便得出龙钰文的「原点创伤」──某种身心的不协调,和由之引申出的,无性之爱的问题。忽然我们看到龙钰文的设定其实和董的小说暗通:《圆缺》的身份交换(《双身》)、《平生》中跨性别的女心男身(《学习年代》)、《津渡》中感应他者的无能(「写他人」的三部曲半途而废)、《朝暮》的焦虑症状(《心》)、以至《风流》中以无爱之性的「性治疗」克服个人障碍(《神》)。「原点创伤」指向的,似乎是一些比行文风格、题材偏好、参照体系等更核心的文学书写问题:写作回应的是某种存在主义式的、个人生命中最关键的执念和疑结。(在此可比的例子实在太多:卡夫卡的父亲情结、福楼拜的性别观、吴尔夫的阴性定位……)如果说《爱妻》里有一部也生产文本的「龙钰文机器」,那幺可以说「芯片」应该还是来自董启章。

雷庭音寻找「原点创伤」的方法,事实上仍是传统「作者论」範围内文学评论研究的方法:文本细读,循主题脉络再辅以语境分析,推敲作者的问题意识(事实上这也是笔者在此所做的事)。它并不完全理性(所以无法被理论化),因为它接触另一个人的生命和心灵(所以也不完全主观武断),但说穿了其实也不是一种很神秘的心灵感通,不过是让文本说话(是故我不会如雷庭音一样从这种阅读中推导出如作家私生活有没有性之类的结论,这是直觉推测)。由此看来,《无端》溢出雷庭音的「原点创伤」理解相当具深意:逆写锺晓阳《爱妻》的《无端》「没有原点创伤,相反却从一个原初的圆满状态出发」(200),对应的恰好是董启章的《爱妻》(!)。作为精神史三部曲的结尾,《爱妻》正要指出这部小说是董克服他「原点创伤」的作品,同时也是不能再被惯常理念框架解读的新作。再比较雷庭音(专业读者)和佘前度情人S(普通读者)对《无端》的解读:雷庭音仍然碍于理性研究和龙前作设下的枷锁,所以无法理解《无端》这个特例;S单纯以个人经验和情感进入文本,反而一击即中,道破了《无端》的核心议题就是「没有原因」──就是没有解释。与之对应的是董的〈爱妻〉(《爱妻》小说第一章──因为龙钰文版的《浮生》才是对应董《爱妻》小说同名的第二章),同样是拒绝诠释。

关于龙钰文版的《浮生》,我们所知的是一个有关妻子早逝的丈夫的故事,而且是龙钰文让读者「对号入座」、「在小说中写自己」(312-313)的尝试,乍似是董《爱妻》的对照,但龙同样在写作《浮生》时碰上瓶颈,所以才在得奖后萌生去英国旅居之意,并且预告自己可能会「已写的部分推倒,从头再来」(315),这样也解释了《爱妻》两章节的安排:文本本身已经预先张扬了它自己的推倒重来。是故当读者读到第二章的〈浮生〉时,前面所有和现实相反的配置:男主角是教授女主角是小说家、男在场女缺席、男出轨女死去……又再逆转回来。可以说,董《爱妻》是把锺《爱妻》丈夫不忠故事倒写两次,也把那个不诚实的男人救赎了两次:第一次是安排自己早逝(重覆《神》的设定),第二次是安排妻子不忠:「一个丈夫刚刚过身的中年妻子,因极度的思念而发生选择性失忆,在这期间她却分别跟前度情人、同性友人和一个年轻男学生发生暧昧关係……」(372)。

这样的构想在个人层面上能否成立,属于个别读者的判断。评论只关注文本之中可以与公众共通共享的意义。这个设置的重点在于其虚构性──在文本的互涉、倒置等关係之间,作者即使不断指涉现实人物,仍能极力宣扬它只是「想像」:「正如我们不能建立一套梦的伦理,去限制梦的内容,我们也不可能釐定出一套小说伦理,去规範小说的想像。」(369)因为小说是梦是想像是虚构,所以作为「文本乌托邦」的实践它便不能被伦理框住。不过我们又看见,虚构有时又太过真实:

在动物之中,只有人类懂得虚构。只有人类会虚构出本来不存在的事物,然后真心诚意地相信它,无论那是神、金钱、国家,还是爱。不过,这些虚构物也只是概念,而概念是模糊的、抽象的。是甚幺把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变得实在,令人对它的存在深信不疑?从上次的谈话,你给我的灵感是──小说,也即是叙述。(318-319)

有些梦做得太过真,便变成恶梦。

与之成镜像反照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书写:纪实文学。

(诺奖得主Svetlana Alexievich)那种纪实的写法,跟小说创作不一样,但又绝不粗疏,笔法和安排都是经过细心考虑的。可以看出,作者对採访对象都有同情和关怀,但是,绝对没有因为题材的尖锐而流于煽情,或者随便作出过于轻率的判断或结论。她总是留有余地,让声音和事实呈现出本身的面貌,避免加以渲染和扭曲。……二十世纪的许多可怕经历,似乎单单是亲历者的证言,已经道尽了箇中的恐怖和荒谬。对于这个程度的伤害,再加以虚构不但有点多余,甚至可能是一种不尊重了。可是,小说纵使并不直接描写真实的人和事,它始终会触及现实的课题,而现实又难免涉及暴力和伤害。那幺,小说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伤害呢?小说又应该怎样写,才是对受伤害者的真正关怀和尊重呢?(340-341,粗体后加)

这段来自龙钰文写给佘梓言书话的摘录,当中对虚构与现实世界之间之互动的反思,对照《爱妻》全书的架构,可谓意义深长。

世界文学作为香港文学?黄念欣作为读者,或董启章作为编档者

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讨论沸沸扬扬,是当时得令的论文题材,一时连华语学界大家都不免俗,以「某某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为题立论。董在《神》已经开始在小说涉足有关讨论:刑天倪的英语经理人便说过非西方文学作品在西方市场只有政治隐喻和露骨描写才有市场(54),指西方读者只想看政治化、异国风的作品,侧面批评了卡莎诺娃(Pascale Casanova)的所谓「世界文坛」假开放实满布前设、非西方的「介入文学」无法摆脱西方赊余的象徵资本。然则「世界文学」的讨论又岂止一家?儋洛殊(David Damrosch)所说的「从翻译中得益(而非招损)的文学就是世界文学」,指的是文本的流通显示文学的世界性。「精神史三部曲」的旁徵博引、文本互涉,在在反映了文本翻译再造过程中的世界性。但董启章岂会满足于这种文化混杂交错的表演?事实上,这种后殖文化混杂本来就是香港身份论述的核心关键。《爱妻》与其说是表演「香港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倒不如说董启章反过来,借龙钰文/黄念欣的书话,用读者的角度反过来推论,如果香港读者有能力和世界各地的(虚构)文本互通,或曰有能力把其他人的文本都读成自身处地的文本,那幺,「世界文学作为香港文学」便不是没有可能的猜想。

这个猜想便让我们回到佘梓言的叶灵凤计划:与其说「追认」叶灵凤的「本土性」,不如说董借叶灵凤重申了「本土」的侷限,再强调香港作为世界桥樑的角色:「我开始认为,应该改变历来的内向思维习惯,转向外向思维,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寻找本地文学与更广阔的华语领域的关係。在共时方面,就是除香港以外的内地、台湾、马华及其他海外华语写作带的并列研究。历时方面,就是从战后香港回溯至战前香港和内地新文学时期,以至更早的晚清。前半生在上海而后半生在香港度过的叶灵凤,似乎是这样的一条桥樑。」(159)这些全是华文文学学界最炙手可热的话题:华语语系、晚清现代性、中国殖民性、冷战文化。叶灵凤相对「本土」的尴尬,来到「世界华语文学」的语境便变得如鱼得水,但「媚日汉奸」、诲淫诲盗的叶灵凤,其善本之所以得以保存,又全赖香港殖民地、非国非共的政治处境,暗渡陈仓下叶灵凤的「世界性」便等同了「香港性」。「本土」便不再是文本的内在特性,而依存在文本的转译、流散过程。

在这个猜想下,又再重新审视署名龙钰文的《爱妻》书话。这些黄念欣散见博客、报章的文章中都有提及的作者如Julian Barnes、Sarah Howes等,加上书信中那种时而把自身处境丝丝入扣地读进读物中、时而抽离自身直面文本以之揭示作者性情,虽然明显不容于学术,但也不远于黄念欣严谨论着中隐隐透露的阅读方法。我们又回到「文本乌托邦」的董氏猜想:这种以一己之私或者他人之私、总是以个体为最终价值的阅读方法,之于黄念欣来说可能是夫妻之间的閑情逸趣,镶嵌到董启章的小说里,却变成了一则又一则艺术宣言:「艺术就是艺术。也即是,它不可言说。任何尝试去说它的,不论它是甚幺主义或理想,都注定是错的,并且是破坏性的。」(286)和本土身份宣言:「寻根的欲望,和根之不可寻的觉悟,形成永恆的弔诡。这不独对双重身分、双重血统的Sarah Howe而言如是,横跨那条历史的界线(伤痕?裂纹?缝隙?)成长的每一个香港人,难道不也一样吗?」(243)假设黄念欣一字不改,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些话语如何与董启章的虚构唱和,看出董启章作为编档者的角色。回到「叶灵凤机器」的设想,那个被餵食叶灵凤藏书的人工智能,干扰「他」成为真正叶灵凤本人的,正是那个隐藏的编档者。也是这个编档者的策展和编注,造就了文本的「世界性」。

可以说董启章为「世界文学」的讨论,提供了相当崭新的洞见:他比儋洛殊更进一步,提出所有文本都可以是世界文学──只有读者有这个世界心(或「无差别心」)。而有这个世界心的读者,自然也是和本土不能分割但又足不着地的永恆弔诡。「世界性」看来是阅读层面的事,是读者而非作者的责任──但谁决定我可以看或者不可以看甚幺文本呢?谁是我作为读者的文学品味的策展者?隐身的编档者说「编档者已死」,但龙钰文最后一封信的结尾引用了这个典故:连胡适也公开了徐志摩的私人信件。编档者已死,编档者万岁。

小结:给文学评论的最后通谍

《爱妻》出版后,董黄伉俪又在公众视线内活跃起来。这段关係包含了写作和评论、学者和作者、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等等的深意,想必在羡煞旁人的形象下,也是二人努力经营和维繫的成果,箇中秘诀或者就是龙钰文和佘梓言之间那些绵绵书话。在这方面评论人除了衷心祝福之外,都没有其他甚幺可以说的。反而小说当中棉里藏针却如星图满布的后设评论、方法论点评,让人反覆思量、自省受教之余,也不禁叫我这等才疏学浅的评论人会心微笑。《爱妻》声言拒绝学院内外一切评论,但全书任我怎样看都是写来给评论人看的,董先生对文学评论的热爱,不才如我还是为之心头一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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